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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是辽代墓葬发现的主要区域，出土了很多重要的辽代汉人墓志，对于了解和研究辽南京(或称燕京)地区的社会文化、风俗，以及补充和辨析辽朝历史均具有重要价值。7年，北京密云大唐庄出土了一合辽代墓志，志文共计约15字，文字大体清晰可辨。本文以该墓志的内容为考察对象，结合史料记载和相关辽代墓志，对墓主人张晋卿的姓氏、生平事迹、仕宦履历、职迁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，并对其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、事件、制度，如清宁五年科举、承天太后南伐、辽道宗崇佛等问题加以考证。北京市密云县大致相当于辽代的檀州，控山带河，地理位置重要；守关扼隘，事意义重大；而密云县发现的辽代墓志非常有限。因此，该墓志对于认识辽代密云地区的社会历史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周代人兽合体造型玉器，加进了人的参与和主导，这就突出体现了当时社会观念形态中人格意识的进一步提升，显示了人兽结合造型的艺术成果。在西周时，龙神已被人格化，并被尊为人间与神界相依相合、互相沟通的神。玉雨师像即是龙神文化品格被提升的产物。富原寺是古日本吉备国的佛教寺院。该寺院遗址出土的1件莲花纹瓦当，与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出土的B型双瓣莲花纹瓦当相似，但又显个性特征。该瓦当应是对唐朝宫廷瓦当的仿效，是古代东方丝绸之路遗物。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多将商代外服侯、田、男、卫、邦伯视为诸侯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各类诸侯起源问题，但对商代外服的命名途径关注不多。早期 僚的职事与礼俗密切相关，商代外服职仍保留着职事产生时与礼俗相关的原始特点。在近年甲骨文及殷礼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学术背景下，考察甲骨文及殷礼，探讨商代外服的命名成为可能。综合既往关于商代外服的研究成果，可以推考记载外服史迹的相关卜辞，并确认外服必须由商王任命，以及外服的命名可能与殷商礼俗有关的情况，如外服侯命名于射礼，外服田命名于田猎之礼，外服男命名于耤田礼，外服卫命名于守卫"堂"的礼俗，外服伯命名于族邦首领称谓习俗。通过对商代外服命名的考察，分析从原始礼俗到 职事以及僚制度、诸侯制度的转化，为研究早期 起源、僚制度以及管理等相关问题了新思路。清初山东安丘名士张贞所形成的"安丘印派"，成就斐然，传承有绪，有独到的理论体系，在篆刻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张贞引导和带动了山东篆刻的发展，其后人克绍箕裘，使"安丘印派"的影响力突破齐鲁地域，进而辐射 ，在主流印坛也具有一席之地。本文就张氏印学及其传承问题展探讨，揭示"安丘印派"在齐鲁印学融入主流印风中所起的作用。蚌埠双墩刻画符号时代久远，内容丰富，是研究文字形成和古代文明的重要材料。陶碗腹部的放射状刻画应当视为符号，这些符号反映了先民朴素的宇宙观。刻画有符号的陶碗是倒扣放置的，象征天盖，用于特定的仪式之中。本文通过对 博物馆藏传世明人《抗倭图卷》的解读，以及与现藏日本的《倭寇图卷》的对比研究，探讨了两幅画作的创作背景、内涵及相互关系。论述了明人《抗倭图卷》为张经所画，表现的是王江泾战役这一历史事件，是一幅写实的历史题材绘画作品。巴中石窟中的观音菩萨造像窟(龛)多达1余处。巴中石窟可分为四期：即隋末初唐期、盛唐期、中晚唐期和宋及以后时期。初唐、盛唐时期观音菩萨造像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二天王组合及"西方三圣"和"西方净土变"，师、观音、地藏等组合形式，观音菩萨 像龛还很少。但是到了中唐以后，观音菩萨的 像以及以观音菩萨主尊的造像就多了起来。唐代是巴中石窟观音菩萨造像内容 丰富、数量 多的时代，特别是中晚唐时期，观音菩萨造像达到了鼎盛。自王国维始，学者多将金文中的" "字释为"坏"，认为其地即大伾山。事实上，该字应该隶释为" "，当分析为从不、乇声。究其地望而言，" "地很可能正是传世文献中的偃师"西亳"。